茶葉轶事
發布時間：
2018-03-26 0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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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久堅實的茶產業基礎，深厚灿爛的茶文化土壤，加之嶽麓山的婀娜秀美、湘江水的雲蒸霞蔚、洞庭湖的波澜壯闊、密印寺的千年佛光、馬王堆的神奇瑰麗、大圍山的迷人日出、張家界的奇峰秀水、浏陽河的動人棹歌，這一方千娇百媚的江山勝景、不同尋常的熱土、瑰麗的曆史文化，滋養着這一方人物，孕育出灿若群星的一大批湖湘名人。不管他們是否湖南人，在湖南生活的時間是長是短，他們都爲湖湘茶文化留下了可圈可點的寶貴篇章。他們所創造、所遺留的文化和精神爲當前湖南茶產業進一步發展所需的文化助推力提供了寶貴的精神文化寶藏，使今天的湖湘茶人增添鄉邦文化的自豪和再創長沙茶業輝煌的信心。
懷素《苦筍帖》
懷素（725-785），俗姓錢，號藏真，潭州（長沙）人(一說零陵人)。書法史上領一代風騷的草書家。
《苦筍帖》是懷素向人乞茶的茶帖手札，是我國現存最早的與茶有關的佛門法帖。懷素的草書後人慣以“狂”視之，但《苦筍帖》卻是清逸多于狂诡，連綿的笔墨之中頗有幾分古雅淡泊的禅茶意境。帖爲绢本，長25.1厘米，寬12厘米，字徑約3.3厘米，藏于上海博物館,爲我國書林茶界之瑰寶。
裴休頒《稅茶十二法》
裴休(797-870)，字公美，濟源（今屬河南）人，或曰河東聞喜（今山西聞喜縣）人。
大中六年（852）正月，裴休在潭州奏立 稅茶之法十二條，發展茶葉貿易。稅茶之法十二條是關于杜絕横稅、禁止私販、規範茶稅的茶法禁令，全文已佚，部分內容保存在《新唐書·食貨志四》中，此茶法是針對當時茶法極端弊壞的現狀，三管齊下提出的整頓方案，爲恢複貞元稅茶制度掃清了道路；對過去的走私販茶采取了既往不咎的現實態度，收到了令行禁止的效果。茶稅取得“增倍貞元”的成果，創唐代最高紀錄的80萬貫。裴休的稅茶之法十二條堪稱嚴刑峻法，是爲保障政府茶利不致流失，同私販横稅進行鬥爭的產物，也爲五代、宋朝的嚴禁私茶，加強茶稅征管提供了有益的啓示，是中國茶業發展史上的重大事件之一。
劉禹錫與石門炒青
劉禹錫(772－842)，唐代詩人，于公元806年至815年（唐憲宗元和年間），因主張革新政治受贬，由監察禦史贬爲朗州（今常德）司馬。他在朗州任上，寫了一首《西山蘭若試茶歌》（“蘭若”爲“阿蘭若”省稱，指寺院）。詩歌對山僧采茶、炒青、烹茶及品飲後“煩襟”頓開的全過程作了生動的描繪，爲曆代著名茶詩之一。唐代流行的茶葉加工方法是“蒸青”制茶法，即先將采下的茶葉放在甑、釜中蒸一下，然後將蒸過的茶葉用杵臼搗碎，再把它拍（壓）制成團餅，最後將茶餅穿起來，焙幹、封存，以備飲用，而劉禹錫的這首詩卻描寫了在唐時石門山區與“蒸青”不同的制作方法，即“炒青”法。而《西山蘭若試茶歌》所記載的石門“炒青”制茶法也是我國炒青綠茶加工方法的最早記載。
馬殷（852-930），五代十國時楚國建立者，在位期間建立了一個相對穩定和繁榮的湖南地方割據政權。
馬殷看准中原市場，以茶馬互市大獲其利。北方多食肉，喝茶既促進消化又有消毒作用。可茶葉產在南方，因此北方是廣大的市場。由于產地不同，北銷路線也不一樣。唐以來，當時最著名的產茶區，一是巴山蜀水之間，二是太湖周圍，三是洞庭湖周圍之地。五代時，江淮的楊行密因後梁朱全忠扣押
其賣茶使者與所有茶葉，從此雙方戰爭不止，茶葉交易處于停頓。蜀地茶葉產量雖豐，但官私茶葉貿易受阻。唯有湖南馬氏小朝廷重視茶葉貿易，且與中原朝廷關系良好，爲茶葉北銷提供了有利條件。
馬楚對外的茶貿易，通過民營與官營相結合，一方面增加了馬楚政權的各行各業財政收入，“歲收數十萬，國內遂足” 。另一方面推動了湖南境內的茶葉生產，“屬內民皆得摘山（茶）”，提高了茶農的收入。
毛澤東與湘茶
毛澤東(1893～1976)，字潤之，湘潭韶山人。毛澤東一生手不釋卷，對茶葉曆史和茶文化也十分熟稔，把茶作爲“藥”來看待的，他曾對他的保健醫生徐濤這樣說：“我的生活裏有四味藥：吃飯、睡覺、喝茶、大小便。能睡、能吃、能喝、大小便順利，比什麽別的藥都好” 。常常睡覺醒來後並不起床，濕毛巾擦過手臉就開始喝茶，一邊喝茶一邊看報，茶湯喝完後,往往把茶葉嚼碎吞掉,並對工作人員說過“這樣既未浪費,又對身體有益”,喝完茶大約一小時才起床、吃飯,然後開始一天緊張忙碌的工作。
毛澤東對家鄉茶情有獨鍾。1959年，毛澤東回韶山在長沙停留時，湖南省委領導准備了君山銀針和白石毛尖。在品飲君山銀針時，他看到杯裏的芽頭徐徐豎立，幾起幾落，還形成“雀嘴含珠”、“萬笔書天”、“群筍出土”等奇觀，品之滋味甘爽，十分高興，再聽了舜帝南巡，娥皇、女英播種茶樹的傳說故事，更是對君山銀針大加贊賞，鼓勵大力發展君山茶。
1959年，湖南省茶葉研究所爲向國慶10周年獻禮，研制出“高橋銀峰”，被主席辦公廳選爲專用茶，並用以招待外國友人，被誉爲“國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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